腊月二十二，73岁的姜昆去柳荫社区慰问，包饺子写春联，满室尽是白发老人。比他小6岁的张明敏，在广东连州登台唱歌，南风温暖，依旧是那首《我的中国心》。年纪更大的游本昌91岁，网站受访，弹幕中说他眼神里藏着一个世纪。久盼不归的陈佩斯也已69岁，早已懒于回应一年一度的春晚传闻。他的话剧刚刚在兰州开票，名叫《惊梦》。
他们的身影已在时光中模糊，然而倒溯来处，却能发现一个特殊的交织点：1984年的春晚。那是他们心心念念最好的一届春晚，那一年也是写满奇迹的一年。
那场40年前的春晚，设在南礼士路一个不到600平旧演播厅内。观众演员围桌而坐，恍如亲朋。台上台下亦无明显界线，姜昆轻轻一跳，镜头跟着一晃，便到舞台中央。
那届春晚依旧是电话点播，想听什么现场就唱，创新层出不穷。副台长洪民生说：老百姓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味道。
歌曲首次可以有伴舞，歌手首次可以自配服装，《回娘家》原本是邓丽君禁曲，但可以变通改为河北民歌。
观众想看乒乓球，便请国手上台打了4分钟比赛。观众想听评书，便请袁阔成上台讲了6分钟三国。
观众想看哑剧，那年尚未演济公的游本昌，仅凭一条毛巾，调动全身肌肉，凭空演了一场《淋浴》。
马季登台说《宇宙牌香烟》，他抽着真烟上台，夹着个包，包是从台里电工那借的。
那年30岁的陈佩斯，搭档朱时茂演了春晚历史上第一个小品《吃面条》。此前，他们闷头数月在宾馆写剧本，压力太大，跑了三回，被抓回三回。《吃面条》大获成功，全国笑声如潮，陈佩斯说：把快乐还给观众，这非常重要。笑声伴着春潮而来。春晚现场，姜昆说我们接到了47个电话，点播沈小岑演唱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。沈小岑轻笑起身，歌声甜美，尽是勇闯海南的豪情。
在济南到北京公路上，钟表厂派货车送来3000台石英钟，成为春晚首个广告赞助商，那年春晚也第一次有了零点倒计时。秒针转动，表盘上幻动人间万象：坚守岗位的工人，分类书信的邮差，守卫边疆的战士，照料婴儿的医生……秒针、分针、时针重合，新年到来。
《难忘今宵》第一次响起，那年还叫《再见歌》。词作者乔羽在台灯下铺开稿纸，动情写下神州万里同怀抱。歌声徐徐散尽，演播厅大门缓缓关闭。导演黄一鹤从导演台的梯子上爬下来，全场工作人员抱着又哭又笑。
洪民生就地摆桌，庆贺新年，极少喝酒的他，敬酒喝了一瓶半茅台。
赵炎兴奋鼓掌了一晚上，后来发现震坏了新买的手表。姜昆凌晨一点半到家时，邻居们都没睡，每一层都开门说节目真好看，5层楼走了半小时。
在南礼士路，黄一鹤和众人走出演播室，被眼前景象惊呆了。北京满城都是老百姓放的烟花，天空火红一片。
春晚过后，黑龙江穆棱县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，开工生产真的宇宙牌香烟，最终成为黑龙江名企，产值一度达4个亿。
春晚如镜，那一年台下的故事也写满创新。在深圳，罗湖国贸大厦工地上，工人12小时轮班，创造3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。
在广州，西路路开了全国第一个灯光夜市，光影成河，南腔北调，有摊位数月卖出裤子1万条。
更大胆变化发生在海南。1984年，国家开放14个沿海港口和海南岛，海南领导激动到夜不能寐，不久后，汽车批文放开，全岛转卖汽车。
那年夏天，美国间谍卫星照片中，岛上一片金属反光，汽车漫山遍野。
1984年，第一家五星级饭店在北京东三环麦田里拔地而起，王府井书店撤掉玻璃柜台开架售书。
上海飞乐音响发行新中国第一只股票，武汉柴油机厂聘请了第一任外籍厂长，远道来自德国。
很多人人生在1984年重新开始。33岁的王石拿着倒卖玉米挣来的40万，在深圳开卖录像机。40岁的柳传志在中科院大门口摆摊，卖过电子表和旱冰鞋。
秋天时，56岁褚时健在昆明小饭馆桌上，用筷子蘸米汤，计算购买全套外国设备的贷款。他跟领导面承诺，3年还清贷款，每年新增1亿利税。
那一年，诗人芒克拉着作家阿城，成立东方造型艺术中心，走遍全国设计雕塑。他们给秦皇岛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凤凰，立在咆哮的海边。
当年，阿城写了《棋王》，王朔写了《空中小姐》，海子写了成名作《亚洲铜》和《阿尔的太阳》。北京歌舞团小号手崔健，组建了七合板乐队，在小餐馆演奏西方流行乐。闲暇时，他用笨拙的双卡录音机听歌，在纸上潦草写下亢奋的乐章。
那一年，上海时装队赴欧表演，北京美院首招模特，内务部街边平房内，年轻的马华开跳健身操。在上海，姑娘们流行斩裙，即穿着漂亮裙子到公园赛美，上影厂为此还拍了部电影：漂亮的把不漂亮的打得落花流水，像刀斩的一样，这就叫斩裙！
而在更远的黄土高原上，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拍《黄土地》。150名身穿黑袄扎白毛巾的鼓手，边舞边敲，从山坡走来，烟尘飞扬，仿佛要带动整个世界一起亢奋起来。
多年以后，导演黄一鹤追忆1984春晚：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春晚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，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春晚的诞生，没有改革开放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
那台春晚和那个奇迹之年背后，都是思想上的打破。那一年1月，蛇口工业区前竖起6米长铁牌，上书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
春天时，南方日报出版增刊，定名《南方周末》。创刊前，还在资料室工作的左方，悄悄去广州火车站，看到潮水一般的打工人涌入广州。他说，仿佛听到了板块的断裂和撞击声：
一场经济的大革命正在产生……不管怎样，他们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。
秋天时，《北京日报》记者到中关村转了一圈，在报纸头版把白颐路两侧一公里长大街，比作中国的硅谷，并写下：坚冰已经打破，道路已经开通。
1984年，托夫勒《第三次浪潮》走红，中科大教师温元凯四处演讲推荐，成为最火青年偶像。他在三百多座城市里讲了五百余场，在台上疾呼：发展已不允许犹豫，也没有很多时间可犹豫了。出版社将演讲内容结集成书，起名《中国的大趋势》，成为年度畅销书第二名，第一名是中央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。
同年，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第一批《走向未来》丛书，上市数小时就被抢购一空，最终销量超1800万册。
当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门口，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、记者、工厂学徒和知识青年，希望能见到丛书作者。他们千里迢迢自费赶来，只为询问民族的前途在哪里，中国未来该怎么办，并把谈话内容记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，回乡后传抄。
《中国大趋势》和《走向未来》成为一代人思考的起点，而更多改变从这年开始。
第一批农民工开始进城，第一批公务员下海，深圳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，中国GDP增速这年达到15.2%，是改革开放后最高的一年。国庆时，印着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的彩车驶过天安门。《中国青年报》评论说：
1984年确立改革走向的一年，是这个古老国家开始真正相信市场并打开局面的一年。很多年以后，1984年春晚主持卢静回忆起朗诵《难忘今宵》，她说那个节目是在展示心声。那一刻，她只是觉得：真好啊，春天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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