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虻
我记得有一次，他拿一个年轻记者的片子说事儿，当时那个片子拍得很动人，是拍有一个中学的老师，把四个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，在家里吃，在家里住，还给他们订作业本，做得很动情。
陈虻说他很感动，但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他就把这个记者叫过来问，说：“收钱吗?”
记者说“收”。
“收多少钱?”
“一个人两三万吧。”
他算了一下，一年下来12万，扣除掉吃喝拉撒，可能还能够剩下的钱，也高于这个老师在学校的工资。
陈虻就说：“在我不知道收钱之前，订作业本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感动，我知道了之后，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叫省钱。”
然后他问：“谁教给你们的，啊?请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吗?让你表达你有吗?谁教给你这个的?”
陈虻说得很对，但是，谁教给你的，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他提得太像外宾了。
然后，我就想我小时候，我妈想让我受点文艺熏陶，也找了各种方式，比如说，让我学学音乐，因为，文艺是最感染心灵的嘛。
但我天资比较平庸，到现在，大概小提琴我会拉一个曲子是《白毛女》，二胡是跟我爸学的，会拉一个曲子叫《小白菜》，手风琴我也会，会拉《铁道游击队》，所以，就这样还叫文艺女青年啊。
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个文艺气氛，在这个气氛当中，你看，文艺最表现的本来就应该是人，但我们这个音乐当中的人，要么就是一个战斗者，要么就是一个控诉者。
所以，这个模式已经渗透在你的血液当中，你以为你很逆反，你以为你很反对这个，但是稍不留神，心灵的惯性就会驱使你成为你自己最反对的人，你怎么解除它，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。
那时候，陈虻老骂我们，审个片子，拿过来看一遍说：“你是机器人吗?”
你就拿回去改，改完了战战兢兢再拿给他看，这次他很温和，说：“嗯，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，你连人都不是，你就是个机器。”
但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啊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——在思想上。你拄着它走了很多年，很长的路，习以为常，你很安全，突然你把他撤了，你自己的腿脚没那么强健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，只能瘫倒在地。
所以，陈虻后来也放弃我了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你去吧，你这个人靠语言没什么用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”
他说得对，这个撞南墙，人的脑袋在这上面撞得头破血流，你才有感受，你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，有松动的时候，外界的东西才能够侵入你，侵入你的头脑，侵入你的心灵，击碎你的模式，摧垮你原来的概念。
所以，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，写十年来我所见到的人，因为只有人才构成了当下的我自己。
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。在2003年，非典的时候，我见过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，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，那简直是一场逃命一样的撤离。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，然后，椅子都已经四脚朝天，像尖叫一样。
当时的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着我去看这个现场，他指给我看墙上有一块小黑板，这个黑板上面写了22个名字，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“肺炎”两个字。他跟我说，其实这都已经是非典。
他说病人不知情，来输液的人也不知情。医生知情吗?知情。可是，每个人都沤在这里头，他们连隔离服都没有。
我问他说：“你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啊?”他就指了指这儿(心脏的位置)，说“在心里区分”。我说：“那你靠什么防护?”他说“我靠精神防护”。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，有两位急诊科的医生殉职。
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脸上那种几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绝望和沉痛，是让一个年轻人理解新闻为什么要准确。因为4月19号的时候，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：“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”，而我也曾经也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。
我忽视过我的职责，所以我不敢再如此轻慢，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。
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，一说到平等，就要在镜头面前故做姿态。
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家庭暴力事件，在做完采访提纲之后，我把本子合上，我想我应该感受一下他的感受。就在闭着眼睛的10分钟里面，我发现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，我唤醒的是我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。
那个中学上学的路上，被一个小混混推倒在街边，头磕在水泥沿上了，那一瞬间的感觉。我知道，最让人痛苦的不是身上的伤，或是头上的土，那种感觉，让你难受的是你对自己的憎恨，你觉得，一定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残破之处，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。
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给他的妻子，这个女人看了这束花之后，她搬出一个家庭的相册给我看，贴满了她们家这么多年来的照片，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只玫瑰花。
这个玫瑰花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提醒丈夫的秘书去买回来的。就这一只花，她把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，保存得特别好。
就是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，以前我觉得人是人、我是我，但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，她跟我一样，对自身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，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她出生在这儿她这样生活，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。
至于什么是平等?平等不是去悲悯或同情，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，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，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平等的。
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，因为没有受到过严格的思维训练，而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，弄巧卖智那种思维方法，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，招人耳目。
但2007年，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，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，那时候，周正龙穿了一个大棉袄，在地头我跟他坐着，在一块采访。
真假难辨。当天采访完之后，同事在一块，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，一部分人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，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。
我说为什么?那个同事说：“周正龙披着大袄，背着光坐在那个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，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”他说，“再说了，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。”
这个瞬间我印象特别深，我觉得，奥，原来每个人的审美、经验、直觉都完全不一样啊，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。
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，两手空空，只能靠一句话：拿证据来。
就靠这一句话，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，一环一环向上追诉，让他枝枝相扣，自相咬合，以这样笨重的气力，即使是一个小孩子，也可以从土地当中拉出一个被深埋的庞然大物，这就是逻辑的力量，这也是求实的力量。
小的时候，看电影的时候，总喜欢问我妈说：“这人是好人、坏人啊?”长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个善恶分明、黑白两元的世界观。
做节目的时候，其实这样很痛快，大家看到好人出现，我们再加点音乐，立刻就涕泪交加，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，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。
但是，2009年，当时我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，有人向我们举报，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拍卖。
我采访他的时候，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，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：收了一千多万的中介费，给别人干活，这是劳动所得。然后，临出门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我是公安大学毕业的，我就是要玩法律。”
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，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跟审判当中，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。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，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：“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，都别打这个旗号，都是为了利益。”
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，我一一印证了，发现他说的是对的。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，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，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。
所以，在节目当中，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，每一方都写了遗书，每一方在念遗书的时候都热泪盈眶。其实，没有一个受苦的群体的群像，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，一个一个具体的有诉求的人。
陈坤志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。
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，只有让那些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、彼此博弈，才能够接近事实本来的面目，也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成为偏见的附庸。
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，有时候采访犯了错误的人，会问他说：“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歉意呀，你有没有忏悔啊。”有领导提醒过我，但是我当时不以为错，我觉得我这也是为了社会向善向好嘛。
后来，2009年，我采访一个电击治疗网瘾的调查，这个电疗治网瘾是设立在一个医院里头，我们被允许观摩了他们的整个课程。
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环节，就是一声令下之后，所有的学生都集体向这位医生下跪，有抱着腿的，有搂着他的，大家都仰面大声嚎哭。
我就绕着他们转了一圈，我看大部分人脸上都是脸上干干泪水全无，但声音很大。后来，我就采访了当中的一个女孩，这个女孩就在我面前说：“电击一点都不疼，就像蚊子叮一下，我特别愿意留在这儿。”
就在我打算结束采访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她脸上流下眼泪，我就问她：“那你为什么痛苦呢?”她说：“我不痛苦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流泪呢?”她说“我没有流泪。”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上。
她说“我愿意留在这儿”。说完这句话，那颗泪水重重地砸在她的裤子上。
在采访的时候，我问这位医生：“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?”他说：“因为他们感恩。”
我说：“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胁迫，或者他们是装的？”他微微一笑，说了一句话：“能装一辈子不是也很好嘛？”
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，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：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。
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，任何强制性的目的，哪怕是出于善的目的，也有可能会导致普遍的虚伪，所以采访才只是呈现而不是评判，是认识而不是改造。
在这本书中，我想，写下的就是这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这些人，他们撼动我头脑当中原本固有的概念，使我处在一个惶动不安的一个状态里面。不过，卢安克就说过一句话，“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。”
其实，我所说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，也是早已被印证过的道理，用了十年的路，我才慢慢的接近他们，写下他们有意义吗?我也不知道，但对我来说，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吧。
即使是真理，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、不断推翻、不断重建去认识它。
生命是一个体验，体验了，时光才不会虚度，体验了，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，你因此而创建自己的生活，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于它。
所以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，他们关乎的是这个世界当中属于人的真正的实质。不论我们走得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，绝不将它拱手出让。
在20岁的日记里面，看到了很多陈词滥调，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还有一点意味。
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主持人了，有一天我在日记里面写，我说，身边的人在一块讨论，说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?
很多人都说，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，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，句号。然后，这个就完了，我还挺好奇的，到底是什么，翻过来之后，小柴当年写了一句说：“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”。
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，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，也不向外界推诿什么，他将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人的内部，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，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。
我的起点这么低，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，永无尽头。想到这一点，我觉得也就踏实了。
在一个月之前，我还把一个小孩采访中又问哭了，是因为我不理解他，我不知道，孩子有的时候不是通过语言，而是通过行为去认识生活的。
我当时非常沮丧，我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，后来我就问陪伴这个小孩十年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，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呢?卢安克说，如果那么容易的话，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?
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，也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谅，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，我们只需要解除，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，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，看见自己。
我想再说一件事，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跟别人说过，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，这本书的封面，是陆智昌老师选择和设计的。
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，我说我同意，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他们。
这张照片是2006年《新闻调查》的同事陈威，在我们在重庆开县一个叫麻柳乡的地方采访的时候拍下来的。
我喜欢这张照片，是因为这背后的故事。这个村子是开县最偏僻、最贫穷的山村之一，有700户人家，青壮年大都出外打工，留下的就是这些老人跟孩子。
当年农民的负担很重，都很穷，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。有一次，冲突很强烈，结果就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，政府说，那以后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事务吧。
然后，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把这个山村的路给修起来，路特别难修，曲里拐弯，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。政府想修，想了五年都没有能够修成，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。
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，是这个村里的生活队长，他来负责开会协调。他说，我有这么几个规矩，第一，人人都要发言；第二，不能骂人；第三，不能光说怎么不行，也得说怎么行。
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，85%都同意了，我就把这个纸按上手印贴在祠堂的门口。但是贴完之后，说允许你睡一觉之后又反悔，五天之内允许你反悔，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，再召集大家重新开一次会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得来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，免得你太任性，为所欲为。
这张纸被揭下来过五次，每次都重新开，最后的结果是还尊重原来的决议。钱花出去，路修好了，没有任何人闹事，也没有任何人上访，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下去。
所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当年我们那期节目叫《麻柳的民主》，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主做得最前卫的一个地方。实际上，这些老人、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，根本没有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。
所以，这张照片给我的一个信念就是，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刻意去学习什么模式，我们也用不着刻意地与谁为敌反对什么，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。
用我们自己最朴素的生活经验、智慧和常识，我们就能够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，但是从今而后，我们将生活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世界之上。
谢谢大家!
